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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惜羽毛,知止不殆——谈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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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4 21:24:43 |显示全部楼层
爱惜羽毛,知止不殆——谈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键盘侠请管住自己冲动打字的那双手

我们和朋友谈话,总会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这就叫有分寸,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然而,在这个网络时代,发言成了随意的事,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拿来炒作一番,语不惊人死不休,键盘一敲,什么奇谈怪论都能发表。许多人似乎忘记了因果,忘记了自己为什么来网络发言的初心,似乎分隔两地,隔空发言,对面的人就不是人了,什么话都敢讲,不畏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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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新问日本人为何没烧故宫后删博 惊动“紫光阁”》

央视网新闻
04-03 14:52

“文物南迁”,是每个中国人都需要铭记的一段苦痛历史。
4月2日,@演员赵立新 发问“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为什么没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并且烧掉故宫?这符合侵略者的本性吗?”,一时引发巨大争议。
随后,赵立新还“惊动”了@紫光阁、@共青团中央、@中国反邪教 ,后者批评称相关言论“观点太天真”、“对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赵立新,1968年出生于郑州,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俄罗斯全苏国立电影大学,曾担任瑞典国家话剧院导演、演员,国籍为瑞典,目前在中国内地发展。因集演员、导演和编剧于一身,加上精通四国语言,被圈内誉为“全能型人才”,“演员中的学霸”。
3月31日,@演员赵立新 发了一条微博,提问“英法联军为什么要火烧圆明园?!”并在网友“得不到就毁灭”的评论下回复,“那紫禁城呢,是忘了还是没带打火石?”

接着 ,他在4月2日突然在微博发问:“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为什么没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并且烧掉故宫?这符合侵略者的本性吗?”
网友评论说这是因为日本人“准备占领并统治,而不是掠夺”,结果赵立新却回复道,如果是掠夺,为什么“投降前”也没烧。他还认为故宫文物被转移的说法“不太信服”。

言论一出,立刻引发网友的声讨。批评其“美化侵略”,在给日本人“洗地”,而且不了解文物被迫南迁的惨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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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4 21:30:35 |显示全部楼层
受到网友质疑后,赵立新立即分享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日本不敢用火烧故宫?原来他们有自己的小算盘》的文章,并称“谢谢”。

在他分享的这篇文章中,日本在南京烧杀抢夺的罪行被描述成是因为“攻占南京打了很久,导致日军上下当时普遍很暴躁”,不烧故宫是因为“攻占北平战事顺利”,“兵不血刃,自然不会有什么报复心理”。

这下,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对赵立新的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多。随后,赵立新删除了这几条微博。
但这事并没有结束,@中国反邪教 在2日中午12时转发了赵立新的微博截图(赵立新的名字被打了码)并称:“这种观点太天真了”。实际上,“为了免遭日寇破坏,1933年,故宫决定把一部分文物南迁”,这部分文物被运往上海和南京,之后,又分批西迁。“故宫文物部分转移后,来不及运走的文物损失惨重!!!”

确实,当年“文物南迁”的那段历史,是每个中国人都需要铭记的一段苦痛的文化保护故事。



2016年,《北京晨报》曾发表题为《抗战时的北京文物大浩劫:日军将长城损毁拉走城墙砖》的文章介绍道,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沦陷,不少文化机关进驻了日本顾问,但故宫博物院却没有来过日本人。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名流的暗中保护和留守人员的尽力抵制,另一方面故宫中重要文物已南迁,故日本人所得无几。
2017年,《国家宝藏》节目还推出了一期《两代故宫人,讲述文物南迁的那些事儿》,向观众介绍了从1933年开始,历经16年,一万三千多箱故宫文物辗转上万里,途经大半个中国,“经历了轰炸、流寇、车祸、火灾却无一丢失”的艰辛历史。


《北京晨报》的文章中还指出,虽然已经有部分故宫文物南迁,但来不及运走的文物遭遇浩劫,故宫损失明代铜缸54件以及2尊铜炮,后日军又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个和铜炮一尊,统统用来炼铜,以补军用不足。经过统计,故宫古文物馆损失191箱、文献馆损失1734箱、前秘书处损失826箱、颐和园损失89箱、古物陈列所损失113箱,总计损失2953箱。
这样苦痛的历史,不应该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质疑。同时,不仅要铭记,我们更应该对历史存有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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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4 21:59:48 |显示全部楼层
不了解情况就说,这就叫过失。
了解情况还乱说,这就叫造恶。
被人误导而乱说,这就叫糊涂。

乱说佛法的人,无非就是由于过失、造恶、糊涂这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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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口诽谤,五百世当瞎乌。
若重恶心,当堕地狱。
诽谤第一义谛者,还有生路吗?
唯除五逆,诽谤正法,连净土都没法去,只能随业受报。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具寿大哥罗比丘,于一切时常用深摩舍那处钵,着深摩舍那处衣,食深摩舍那处食,受用深摩舍那处卧具。
……
时此城中有一婆罗门,娶妻未久便诞一女,女既长大父遂身亡,时诸亲族具严丧礼,送至尸林焚已归舍。其妻及女哭在一边,时大哥罗看烧死尸。时女见已告其母曰:今此圣者大哥罗犹如瞎乌,守尸而住。时有人闻来告比丘,比丘白佛。佛言:彼婆罗门女,自为损害我声闻弟子德若妙高,作粗恶言共相轻毁。缘斯恶业于五百生中常为瞎乌,时远近人众咸闻,世尊记婆罗门女于五百生中常为瞎乌。

其母闻已作如是语:佛记我女五百生内常为瞎乌,何苦之甚?母即将女往世尊所。礼佛足已,白佛言:世尊!唯愿慈悲恕此小女,缘无识故,非毒害心辄出此言,愿见容舍。世尊告曰:岂我为恶咒令彼受耶?由此女子【轻心粗语堕傍生中,若重恶心当堕地狱】。女人闻已从座而去。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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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惜羽毛,就是在保护自己的名誉;
止语勿言,就是给自己留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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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5 09:01:55 |显示全部楼层
不爱惜羽毛的阎崇年、李亚平——阎崇年把英烈说成是逃将,还“被崇祯帝杀了”,李亚平把英烈说成是比猪更像猪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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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兴六十年  第42集之 中原悲歌》

演讲人:阎崇年
讲师简介: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创建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 北京满学会,并主持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等十六部。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二百五十余篇】。

阎崇年:
二,高阳悲歌。 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又派他的弟弟多尔衮,还有他的侄子岳讬,率领大军第四次破墙入犯中原。这一次他是先打长城的墙子岭,事先了解到,墙子岭明朝有重军把守,易守难功。于是他们就侦探,墙子岭旁边有两个残破的隘口,可以从那突破。于是清军就架着人梯,在一个非常艰险的一个山路上,就突破了长城。突破长城,就从长城进来,这个时候,墙子岭的守将总兵吴国俊,蓟辽总督吴阿衡,还有一个监军太监叫邓希诏,他们在这儿守卫长城。八旗军攻进来了,打到他们驻地了,这个时候,他们三位大员在做什么呢?这个监军太监邓希诏过生日,总兵,蓟辽总督,都给他拍马屁,给他祝寿呢。喝酒,歌舞,喝得酩酊烂大醉。这个时候接到军报,八旗军队包围了。 这个总兵吴国俊喝得醉醺醺的,带了兵就出去应敌,打了几个回合,就败逃,被八旗兵给杀了。【那个蓟辽总督吴阿衡呢,也是做了一番挣扎,还是喝着酒呢,醉醺醺的,你怎么打仗?一看不行,他就率一部分人败逃了。后来崇祯皇帝火了,就把这个总督给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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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平,1957年12月出生于山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旅美八年,代表作有《帝国政界往事》系列。

《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
《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

主编24集历史电视纪录片前清秘史,获得多项大奖,另有著作《男人的天方夜谭》。


《前清秘史》
学者:李亚平

两千多年的帝国史告诉我们:每当我国皇帝的龙椅上坐着的是一头猪时,皇帝的部下中不是猪的那一部分,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比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等;【剩下来的人们就会集体表现得比他们的万岁爷陛下更像猪,比如这位吴阿衡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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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5 09:10:00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秦时明月 于 2019-4-5 09:11 编辑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由多尔衮和岳讬率领,分左右两路大举南侵,突破墙子岭和青山口,会师通州,横扫京郊,继而南下山东,大肆劫掠。吴阿衡即在这场战争中死难。关于吴阿衡之死,有传言说,他是“酒醉不能起,被杀”。说当时监军太监邓希诏过生日,总兵吴国俊拉着吴阿衡去祝寿,两个人都喝高了,因此导致指挥不力,被清军突破墙子岭。
  这种说法无疑是当初的不实传言,而今人不加考辨,在网络上轻率引用。
  墙子岭位于北京密云东80里,被视为守卫京师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岭上筑石城,城高二丈五尺,宽一丈三尺,城楼为砖石结构,坚固无比。关前二里的山顶上有烽火台,可望见数十里外的敌人,一有敌情,立即点燃狼烟发出信号。作为蓟辽总督,吴阿衡的驻地在墙子岭内的密云,即便他真的曾经酒醉,也不至于仓促间被清兵突袭杀死。酒醉被杀的说法,不管说的、传的,都没过大脑。
  事实上,清军突破墙子岭用了数天时间。他们在岳讬率领下,“蚁附而上”,双方血拼数日,总兵吴国俊畏惧逃跑,前来支援的吴阿衡孤军被困,力竭被俘,不屈而死。
  《明史》对吴阿衡的事记述不多,但足以说明他是英勇殉国的。《明史·庄烈帝(崇祯皇帝)》说,“辛巳,大清兵入墙子岭,总督蓟辽兵部侍郎吴阿衡死之”。《明史·卢象升》则说:“九月,大清兵入墙子岭、青山口,杀总督吴阿衡,毁正关,至营城石匣,驻于牛兰。”有人在雍正年间《密云县志》上,找到了明末赵万域的《墙子路吊吴总制鲁参将》,作为证据为吴阿衡辩诬:
  “墙子孤城当要路,官军免送书杨树。峰台日夜传炮旗,经略吴公总军务……日惨惨兮月不明,与土存亡敢受生。关已毁兮军无援,剖肝露胆赤心见。国破身死死如归,不肯求活存真面……几姓封王几姓侯,慨叹成仁万古休。”
  1638年,当明军主力自西北驰援京师,清军大掠之后退走,而邓希诏、吴国俊等被处死,吴阿衡则由工部治丧、表彰。1644年,南明福王为鼓舞人心、力挽残局,给一批忠烈之臣补谥号,给吴阿衡的谥号是“忠毅”二字。如果吴阿衡是醉酒被杀,既不会有赵万域的吊文,更不会有这个谥号。“忠毅”二字,足以为吴阿衡正名。今日论者当用心考辨,人云亦云,会令英烈再度蒙冤。
  关于吴阿衡的不实之词,源自当时明朝全社会的慌乱。在清军横扫京郊之时,各种流言四起,令人真伪莫辨。而此时,一位弱女子挺身而出,前往战场找到吴阿衡遗骸,发现“膝盖骨刮去,齿击碎,摇落强半,舌不存矣”。惨烈之状,足以令任何流言戛然而止。她将吴阿衡遗骸带回北京城,有质疑吴阿衡的大臣,借着换棺材的机会“欲以验虚实”。开棺之时,遗骸展露,全场震骇,无人能说出话,有人描述当时的气氛:“天地为之饮恨,鬼神为之泣血。”那些曾质疑吴阿衡的人,见到遗骸,也是“人人恸悼”,无限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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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5 09:18:30 |显示全部楼层
各路专家,求你们少说几句,随口乱说等于当街自杀,还是爱惜羽毛好。

崇祯九年,清兵大举进犯,北方告急,吴阿衡经崇祯皇帝“擢兵部右侍郎,加服俸一级,兼都察院副都御使,总督九省,弹压山海等关”,相当于今国防部副部长一级。吴阿衡到任后,训练士卒,严设壁垒,北方边关一时稳定。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秋,清兵由墙子岭、青山口分道而入。此时,总兵吴国俊临阵脱逃,吴阿衡“调各路军兵不至 ”,仅率数百亲兵 “保墙子岭七日”,援兵不至,兵尽粮绝,力竭被俘。清军逼降,吴阿衡大义凛然,慷慨赴死。清军恼羞成怒,将吴阿衡残忍杀害。
据史料记载,吴阿衡死后,明政府追谥“忠毅”,以示褒扬,后来清政府也将其事迹收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清初学者彭而述为他撰写墓志铭,认为他是与颜常山、稽绍、文天祥“前后争光”的忠烈英雄。
吴阿衡墓冢、祠堂,一直深受当地百姓与政府的珍视。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方城县县委政府专门批文,并斥专款90多万元,对年久失修的吴家祖茔、吴阿衡墓园进行了修缮并重新修碑,对此次揭碑仪式暨纪念活动多有指导,又对吴氏祠堂的重建进行了周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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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5 17:11:52 |显示全部楼层
《明亡清兴六十年之 万历怠政》
主讲人:阎崇年

万历怠政概括的说就是“六不做”,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不郊,就是不郊祭天地。《明史 礼志》记载,祭天于南郊圜丘,祭地于北郊方泽,圜丘就是天坛,方泽就是地坛。天坛在南郊,地坛在北郊。所以不郊就是不郊祭天地。《周礼》有个记载,“冬日至,祭天神。夏日至,祭地祗”,地祗就是地神。《左传》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戒。”就是国家最大的事情有两件,第一是祭祀,第二是战争。就是用军队保卫国家和社稷。清朝的康熙皇帝祭天要做着到天坛,还要斋戒,而明朝年纪轻轻的万历却既不祭天,又不祭地。不庙,就是不祭祀宗庙、太庙。宗庙、太庙供奉着他的祖宗牌位,民间老百姓尚且要祭祖,万历却不祭祖长达三十年,实在荒唐。不朝,就是不上朝亲理政事。康熙每天都要御门听政,主持和参加朝廷会议,议决重大国务问题。可万历不上朝,不主持,也不参加朝廷会议,这样,重大问题就不能在朝廷会议上得到讨论。大学士方从哲给皇帝的上的奏章多达数十件,在文华门外等皇帝的批示,连着等了六天也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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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5 17:19:44 |显示全部楼层
国学论坛谈谈国学,也无不可。
网友评论:

凡攻击万历的言论,对这一点必然提及。提起万历怠政,都摆出一副怒其不争的嘴脸大加指责,对所谓怠政的后果更是大肆渲染,仿佛最后明朝灭亡大半就是万历怠政导致的。
但有些事情,不是仅凭想当然就能评定。我们还是需要仔细分析一下,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真相的结论。按阎崇年的说法,万历怠政的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什么六不做呢?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这六项当中除了,不见、不批以外,其他四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大批判特批判,实在是小题大做。

神宗不从事这些活动,并非是什么怠惰偷懒,而是有客观的身体原因。比如万历十八年,神宗会见申时行,面对大臣们对他的批评漫骂,耐心解释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
后来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情况仍旧不见好转,神宗仍是“面目发肿,行步艰难”。

明代的一些文人以及过去一些历史学家总是想当然污蔑万历说他这是故意为自己偷懒找借口,或者认为就算万历真的是生病,那也不过是酒色过度所致!不过考古发现给了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
另外从万历的尸骨看,他的腰部也有严重疾病,因此行动不便,请人代劳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象阎崇年这样的,不顾事实真相,抓住这点,对万历拼命丑化攻击,并借此来抬高衬托满清皇帝的英明伟大,也可谓无耻之尤了。阎崇年说“祭祀天地是皇帝的头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时,走着到天坛,还要斋戒,以示虔诚。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真是条出色的历史棍子手,一打一抬,一贬一捧的技术运用的相当娴熟,只可惜历史真相并非这类人物所能一手掩盖的!康熙祭祀天地或许很虔诚,他屠杀起无辜平民来同样很虔诚,在他统治下丧心病狂地实行了二十多年的沿海迁界,至少屠杀了沿海几百万的无辜平民,平定三藩之乱,又几乎把四川百姓全部屠杀干净,此外江西百姓也被屠戮大半。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曾经不打自招的供认康熙统治下满清的兽行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那么阎崇年攻击万历的“不见”,“不批”又是怎么回事呢?关于“不见”,万历后期,接近大臣的次数确实比前期减少许多,但这一点主要也还是因为万历腿部腰部有疾病行动不便导致的结果,更何况明代处理政事,主要是通过奏疏批阅往来进行,会见大臣对处理政事有作用,但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奏疏往来的意见,因为经过深思熟虑,往往更有价值一些,当面接见,即兴而谈决定的意见,往往带有太多草率的成分,反而靠不住】。崇祯时期倒是经常接见大臣,接见袁崇焕,袁崇焕贸然就说五年能够平辽,结果反而让自己处于一个尴尬境地,为后来他妄杀毛文龙埋下祸端。再如温体仁和钱谦益在崇祯面前当廷诘对,结果反而是温体仁把东林党人驳斥质问得体无完肤。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见大臣就很好,但至少说明,这个所谓“不见”远没有某些人渲染夸张的那样有什么举足轻重的意义。

最后说到不批,则完全是阎崇年等人对万历信口开河的污蔑!确实,万历并非批复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选择的,尤其是在后期,凡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他都会给予批复,【至于那些留中不发的上疏,大多本就没有给予回复的必要,即使批复了也不过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争吵漫骂,空耗精力而已】。即便是认为万历“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谩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

至于樊树志在晚明史中更是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的很清楚。”

另外从明史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即便到了万历四十年以后,在某些人嘴巴中怠政的高峰时期,神宗对于应该批复的奏疏以及应该挽留的官员都是毫不含糊的加以批复和挽留的,比如《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三》中关于赵焕的传记中提到万历四十年以后的情形“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焕素有清望,骤起田间,于朝臣本无所左右,顾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往往不协清议,先后为御史李若星、给事中孙振基所劾。帝皆优诏慰留之。……”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出,诏慰起之。”
“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部郎中贺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焕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
上面的摘录中,“帝皆优诏慰留之”,“诏慰起之”,“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帝犹遣谕留”等记载随处可见,和某些人把万历丑化成什么都撒手不管的皇帝,只“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显然是不相容的,可以说又给这些人一记耳光。
即便到了万历临死前的几年,身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的时候,他依然尽力批复奏疏,比如当时言官弹劾首辅方从哲的时候,万历还下谕安慰告诉他不必对言官弹劾太在意“方今国家多艰,须卿鸿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而当“方从哲称病在家”,导致内阁无人办事,神宗还派人到方府宣谕“辅臣方从哲速出视事”,当方从哲希望皇帝出面到文华殿召开会议的时候,神宗由于身体确实无法支撑(这个时候离他逝世已经不远了),他特地“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

那个阎崇年对此事的记载是“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这个阎崇年大概已经撒谎成性了。

当然也不必否认,对许多奏疏,万历也确实常常留中不发,不予回复。但这也并非没有理由。【万历和那些文官打了四十多年的交道,深知这些人的脾气。如果这些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他们最终也会去做,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软硬兼施,阳奉阴违,死活都不会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要对付这些人,有时候不理睬他们倒是最有效率的办法。可以省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于国于己都有好处。如果理他们,那可能就是纠缠不休,弄到头白白浪费许多国家的财产和精力。用这种处置手段,对国家行政的实际运行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中说“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根本就是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的一派胡言。
事实上“《明史选举三》说‘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大学衍义补》第10卷‘公铨选之法’条目下说‘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则先定其职任然后奏闻’,这两条史料基本明确了部选的适用范围,即吏部在法理上有权自己决定五品以下京官和四品以下地方官的人选。”
这个阎崇年所谓的“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真是天大的笑话!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混上学者教授的位置的?】事实上即便是硬污蔑万历放弃自己职责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怠政,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所谓的怠政,那么这种怠政也不会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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